发布日期:2024-11-10 23:33 点击次数:1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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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乾隆年间,国家进入极盛,但是以乾隆帝为首的上层人士也开始极其奢靡无度的生活,财政收支严重亏空。
清朝宫廷为了搜罗财富,几乎各种形式的封建手段都使用上了。比如压榨皇庄,让各级官员上贡,到了后来居然开始了开当铺、出租房屋、放高利贷等等,只有想不到的,没有做不到的。
宫廷为减少内库负担,内务府等衙门开设有很多当铺,以便滋生银两,作为所谓的有关方面的开支。
这些当铺分别属内务府或其他衙门或某些人(后公主下嫁外藩在京居住者也给当铺一座)。
其中有的是由当铺直接滋生银两,有的是将银两贷给当铺,按期生息。
上有所好下必甚焉,根据史料记载,乾隆三十年时銮仪卫有恩丰当,众太监有恩吉当,乾清门侍卫有恩露当,内务府司员有丰和当、万成当等。所生息银皆归各衙门支用。
为了管理官房,自康熙六十年内务府即设立官房租库,并铸给图记,属营造司管理。乾隆三十六年还派有内务府大臣一人专管。
乾隆三十年在正阳门外西河沿等处曾盖住房、铺面房一千二百五十二间,均由官房租库收管。
有的由地方官府比如大兴县收租再汇交给内务府。
乾隆三十四年时,国子监东西共有官房五百零九间。房价每月租银住房五分、铺面房一钱。除去修缮费用,这方面的收入是不多的。
内库资财的主要来源是收缴各税关的盈余银。
根据乾隆《清会典》记载,乾隆十八年全国设榷关四十处,年正项关税收入为四百三十二万四千多两,这是一笔极其庞大的收入,在明朝相当于一年的年收入,而这些赢余银两数量及去向均不记载,只在档案中有零星痕迹。
比如乾隆元年右副都御史杨永斌的题本中曾谈到,早在雍正初年,淮安、天津、凤阳、北新、南新、临清、荆关、江海、浙海等九关,除应解正项钱粮外,“所得盈余银二十二万余两,与税课按季附解,交送内库”。
以后,浒墅、扬州、龙江、芜湖、湖口、赣关、太平桥、粤海、闽海等九关所得赢余银两,亦“务须举出实数奏闻,解交内库”。
到了乾隆元年仍沿此旧,正项解部,赢余解内库,或“解赴户部转解内库”。
每年所得盈余银数量,各关不同,据已知乾隆元年太平桥、芜湖、扬州、滕家坝、天津等五关和乾隆十八年扬州、太平、九江三关的数字,盈余银最高的占正项的百分之二百零五点三,最少者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五。
相差幅度较大。
到嘉庆年间,《清会典》所记载各税关除正税有定额,盈余银亦有定额,全国各关总和盈余银是正税的一点六八倍多,参照此比数推算,乾隆十八年盈余银为七百二十七万多两。
大约每年有七百万两左右的盈余银交内务府广储司银库(也就是所谓的内库),或许与事实相去未远。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内库不仅收缴各税关的盈余银,而且征收各盐政的盈余银。
乾隆初年,仅从两淮盐政和长芦盐政两处即收缴盈余盐课十五万两,其余七处盐政亦收入不少。
后来,可能因内库充盈,有较多闲款,遂由直接收缴盈余盐课改为放高利贷,命两淮和长芦盐政每年应交盐课盈余银两不解内库,而以一分五厘息率贷给盐商,每年所得息银归人本银再生息,这样利滚利利加利,至五年结算时,从原来收入七十五万两,即可增至一百零五万两多。
后可能乾隆帝感到如此做法过于苛刻,乃改为留银六十万两永作本银,按一分起息,每年解内务府。
清廷不仅贷银给两淮盐政生息,而且贷银给盐商。
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乾隆帝曾亲命“赏借江广达三十万两”,亦以一分起息。
这一改变表面上增加了银两流通,给盐商以更多发展的余地,而实际上这一做法只给皇家和盐商带来更多的盈利,对百姓则不能增加多少好处。
据记载,由于宫廷的影响,其余与宫廷有关的衙门比如步军统领衙门、健锐营、奉宸苑、火器营、宗人府等均从内务府拨款借给两淮盐政生息,以备各衙门取用。
乾隆三十年十二月,竞由各当铺取出本银十四万五千五百四十余两交内库,然后由内库借银十五万两交长芦盐政借给盐商,按一分起息,每年所得利息交内库,由内库再分给各处应用。
从当铺转移至盐商生息,可能因当铺盈利较少,周转亦迟,故有此做法。
这一措施,虽然增加了对百姓的税收量,但在客观上则有利于盐业和商业的发展,比把银两锁在库中单纯消费,对宫廷、对社会都是有益的。
也就是说有益于宫廷和衙门,包括商业,唯一受害的只有百姓。
宫廷的经济措施,对增加宫廷收益虽有一定作用,但基本上还是原地踏步,因为生产方式还是旧的。
当时宫中虽有庞大的手工工场,即造办处(乾隆二十三年时共有四十四作,食钱粮匠役近六百名),集中了全国的几十种手工业的能工巧匠以及一些外国工匠,但它是为宫廷生活服务的特殊生产机构。
虽然由于宫廷日益提高的生活要求,条件亦很优越,促使匠役们的技艺有很大发展,以至影响到社会,但究竟是一种局部的进展,没有形成新的生产关系。
乾隆时期过后,由于宫廷政治经济情况的下降,当时的匠役亦先后死亡,那些技艺超群的工艺品,直到清亡,再也没有重新出现。
因此,宫廷的经济措置没有给社会提供多少新东西,对宫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。
这种情况与乾隆一贯的经济政策思想是密切相关的。
他和以往比较保守的皇帝一样,对于经济的认识,只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盘桓。比如重农抑商,防满筑堤,遇旱求雨,遭灾蠲免,食用节俭等,对世界上出现的产业革命一无所知。
所以乾隆时期出现的繁荣是暂时的,大部分都是宫廷与衙门搜刮,百姓得利很少,不仅没有减少什么叫配资炒股,还加大了社会分化,使得整个社会上潜伏着深刻的阶层矛盾,使清朝陷入不可克服的危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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